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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经常说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，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又往往偏向于内容一方，把形式看成内容的附庸，这直接导致了文艺创作中重内容、轻形式的倾向。实质上，内容和形式是无法截然分开的，它们总是在相互制约着对方，有时候甚至形式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。蒋锡武先生认为，许多不同门类艺术的出现，是内容不断向形式转移的结果，如果没有因表达内容的需要而不断地积累、造塑，没有内容沉淀其中，也就没有某种形式。所谓内容决定形式的内涵即在于此。而一旦该形式形成，具有自身的规定性后，再要赋予其所表现的内容，就不能不受制于这种形式了。
专题配音的创作也是如此。表现内容的确定也就意味着表现形式的确立，而一旦选择了某种格调、某种形式，就不能不对表现内容进行取舍剪裁，以适应这种形式的特殊要求。文化类纪录片不仅仅是对文化遗迹的罗列与纪录，而是要在历史的碎片当中还原出文化的光彩，单凭影像纪录是无法达到这一目的的。通过富有诗性和灵性的解说来揭示影像蕴含的文化内涵，构成了《苏园六纪》和《江南》的共同特色。
这是《苏园六纪》和《江南》给人的第一印象。如果抛开纪录片的其他要素不谈，把这两段解说词抽出来，它们与一首小诗或者抒情散文并没有太大的区别。在这里，解说词的文学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，它表现为一种诗意、诗情，使作品具有浓郁的文学情调。陈白尘指出，“文学性可以说直接表现为作品的诗情，富于哲理的诗情，只有忠实于自己的灵魂，并富有文学修养的人，才能给予他们所塑的人物形象以灵魂，给作品以灵魂。这虽然是针对电视剧而言，对于文化类纪录片也同样适用。《苏园六纪》的编导刘郎认为，“做好苏州园林，不用解说的办法想都不敢想，就是因为，园林的背后，是洒纳繁多品类，呈现锦丽色彩，具有权其□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的吴文化。一些近于轻松、浅淡的方式，是无法负载起一种丰厚的文化内涵的。”总体说来，对于江南风情的诗意呈现，是通过一系列具有民族色彩的审美意象而实现的。
“中国的花宙”、“东方的长廊”、“姑苏咏唱”、“山林写意”、“吴门姻水”、“岁月章回”、“翻飞的水袖”、“小桥、流水、人家”，这一连串的意象构成一幅幅优美□ 的图景，使观众产生悠远的联想，把观众带人了一个诗意的氛围，从而使作品的内涵得以放大。中华文化灿烂的文明使许多意象具有特定的审美内涵，已经被符号化为民族文化的代表，并且与世界文化具有共通的性质。一提起这些怠象，既使人与其历代表的文化联系起来，产生美的想象。这里所选择的怠象，无一不与江南文化所特有的精神气质相关联，从而构成一个文化场，其间充溢着诗情画意无怪乎著名作家陆文夫会赞叹说：“用诗一船的语言，道出了苏州园林的真铂……构成了一篇解读苏州园林的学术著作，一本有画面、有激情、有韵律的书籍。”
电视解说词尽管需要文学性，需要诗意的表达，但它说到底不是文学，而是与电视画面相互配合、相互生发的文学性语言。单纯的文学性往往会导致自说白话，形成文学对电视专题配音画面的挤压，最终失去电视艺术的本性。对文化类的纪录片而育，解说词更需要—种诗与画相得益彰的灵性表达，这种灵性来源于创作者对于表现对象的深刻体察与感悟，对于艺术与人生况味的细细品味。也就是说，唯有用心灵去体验与发现，才能在解说中融入理性的思考，融入对人生情怀的追思与舒展，锤炼出灵光一现的神来之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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